现在从史料看，抓捕“四人帮”最初的提议确实就是他。尽管叶剑英事先在军方高层和党内元老中做过酝酿，但叶从来没有主动跟华说过。可这件事不能总是各自为战地酝酿，总要有人先点破那层窗户纸，华就做了捅破窗纸这件事。
撰文|王勉
来源|北京青年报（2014年9月28日）
由央视首播的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不出意料地成为热播剧。上周，整部剧落下帷幕，伟人们走下荧屏的同时，各种热评仍不绝于耳。
由于华国锋等政治人物首次出现在剧集中，抓捕“四人帮”等场景触发人们对当代历史热点的关注，其间党史专家韩钢有关华国锋、改革开放初期的讲座视频、文章点击率较高。日前，就该剧引发的一些热点话题，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、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韩钢。
“抓捕‘四人帮’最初提议确实就是华国锋”
记者：上周刚刚热播结束的电视剧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，让几乎湮没于人们视线的华国锋又重新进入大众视野。您曾经做过一些关于华的研究，先请问一个具体问题，从现在研究来看，抓捕“四人帮”是华国锋最初提议的，是不是没有争议的？
韩钢：我不是专门研究华国锋的，只做过一些相关问题的梳理。现在从史料看，最初的提议确实就是他。尽管叶剑英事先在军方高层和党内元老中做过酝酿，但叶从来没有主动跟华说过。可这件事不能总是各自为战地酝酿，总要有人先点破那层窗户纸，华就做了捅破窗纸这件事。
记者：于光远在《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》中提到，华国锋的性格易为人左右，史料方面能否佐证？
韩钢：华国锋做事比较谨慎，讲分寸。反过来说，这样的性格在魄力上的确会有一些局限，包括在决策以及事情的判断上，可是又确实是他做出了抓捕“四人帮”的决定。这个事情特别不好解释，连于光远本人、包括所有的人都没办法解释。
记者：2008年您就做了《还原华国锋》的讲座，2011年这篇文章发表，那应该是较早地对华的问题做了一些澄清的文章，当时有没有压力？华家的人有什么反应吗？
韩钢：有人为我担心，我自己倒没觉得，我做的是学术研究，与政治无涉。华家的人肯定，但据说也有些不同意见。
评价历史，我有一个最底线的标准，就是认同人道主义史观。从专业的角度说，历史研究不是做是非、黑白、对错这样的价值判断；如果非要做一个价值判断的话，有一个底线的标准，就是人道主义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认为在当年对所谓“反革命谣言”的处置华是有错误的。我当然不是说他要对哪桩具体案件负责，而是说当年打击所谓“反革命谣言”，给“文革”结束以后的政治案件和政治犯的严酷处理提供了宏观的政策背景。但归根到底，这又不是华该负责的，我在文章里说过，这是“文革”时期的“专政”制度惯性的结果。
“文革后解放老干部更多是因为对他们遭遇有同情”
记者：我们回过头看华国锋，他做出的各种判断、决策，和他的为人处事是否也有很大关系呢？
韩钢：有。华是具有同情心的领导人。华在“文革”后解放老干部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未必是完全出于意识形态话语讲的“平反冤假错案”，更多可能是在于他本人也是老干部行列的一员，在情感上和他们有很多天然的沟通，对“文革”期间他们的遭遇会有某种同情。
张胜（张爱萍之子）的书里讲过一件事，张爱萍“文革”中被关在秦城监狱里，在狱中写了些旧体诗藏在棉衣里，结果被狱卒没收，上交后被当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截留了，他没有将之作为案件再追查，反而把它保留了下来，后来张爱萍知道这件事，很感动。
我想华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出于恻隐之心。还有一件事，是苏华（华国锋之子）告诉我的，某位中央领导“文革”中被打倒，在工厂里劳动，1971年恢复工作，工作得不顺心，后来也是华帮助重新安排了工作。
“应重视华国锋主政时期的‘变’”
记者：您对改革开放初期局势、当时政治人物的研究课题在学术上有什么期望吗？现在存在什么不足？
韩钢：首先还是希望还原事实。就华主政的这个时期，我希望多看这段历史“变”的方面。1980年代初为了给华做一个结论，强调华主政时期的“不变”，比如说华坚持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、“两个凡是”、不纠正冤假错案。以客观的视角，会更多地看到它的“变”，这样才能对这段史实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。
事实上，华主政之后，中国社会的确有变化。一个流行的说法，都说华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坚持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但是看那个时期华的大量的讲话、文章或文件，虽然还是充满意识形态和政治性的语言，但从他的政治实践看，会发现重点已经在变化。
即使那些文本，仔细解读，也会发现有变化。抓捕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就说“革命是解放生产力”，“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。”虽然是意识形态的语言，却表达了在1976年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时不可能表达的意思。这个基调和“王张江姚”在台上时的宣传基调不同了。
就研究而言，这个时期的史料公开得很少，既不如此前的时期，甚至也不如此后的时期。作为历史研究者，我最大的希望，就是多披露史料。
“民间研究里情绪化的东西太多”
记者：民间对很多历史事件也争论得很厉害，我们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。您对这些民间的研究是怎样看待的？
韩钢：民间研究的情况比较复杂，严肃的水准较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史实的修复，而且在史观、史识方面对推进当代史研究作用极大。但另一方面，民间研究也有很多非理性的部分，专业研究者对此应保持一种谨慎，因为民间研究呈现出来的很多东西有的专业度较低，有的比较肤浅，有的则热衷炒作甚至是恶意炒作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事情描述越荒唐在社会上越有市场。
坦率地说，这是一种潜在的功利主义。另外，民间研究里情绪化的东西太多，有时候像骂架一样，已经与学术无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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