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是“燃烧的岛群”第1537篇原创文章，作者：汪明军。
作者简介：汪明军，浙江金华人，九三学社社员，爱好中国古代历史、军事、地理，喜欢阅读、写作，作品以历史类纪实文章、散文、诗歌为主，现为金华市作协会员、金华市网络作协理事。曾在铁血文库、战争事典等历史刊物发表过多篇文章。
全文共约8500字，配图4幅，阅读需要16分钟，2026年4月8日首发。
一、统一前夜——战前背景与宋廷庙堂决策
（一）“太平年”的序幕：泉漳归附与吴越纳土
北宋太平兴国三年（978年）暮春，大宋皇都开封城正值一年中最宜人的时节。然而刚刚登上皇位两年有余的宋太宗赵光义却无暇欣赏这满城春色。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震动朝野的大事。四月初，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献所辖泉、漳二州十四县之地归降。五月，吴越国王钱俶在反复权衡之后，最终决定“纳土”，将其统治的一军十三州八十六县悉数献给宋朝。
史载，当年三月，钱俶来朝，愿意尽输府库所藏珍宝以悦太宗。在陈洪进纳土后，钱俶又上表献出所掌甲兵，并罢去所封吴越国王之称及解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，请求回归吴越，但太宗不许。其从臣崔仁冀明白太宗意图，劝钱俶说：“朝廷之意甚明，大王如不速纳土，恐祸将至矣！”而钱俶仍怀犹豫，崔仁冀又厉声说：“今已在他人手掌中，且去国千里，除非你有翅膀才能飞去！”钱俶无计可施，只好上表献其所辖十三州之地。太宗仍将钱俶留居开封，封为淮海国王。至此，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个割据江南的政权——吴越，正式并入北宋版图。
图1.“纳土归宋”剧照，出自电视剧《太平年》
自宋太祖赵匡胤“陈桥兵变”代周立宋以来，历经太祖一朝十七年的南征北战，荆湖、后蜀、南汉、南唐相继覆灭。至太宗即位时，南方仅余吴越与泉漳两地尚未归附。如今陈洪进与钱俶主动献土，标志着自“安史之乱”以来延续二百余年的藩镇割据与“五代十国”的分裂局面已基本终结。宋太宗的目光，终于可以毫无旁骛地投向北方——那个盘踞太原、已苟延残喘近三十年的北汉政权。
（二）卧榻之侧：偏据一方的“弹丸之地”
首先对双方国力做个简要对比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及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，至太平兴国四年（979年）北伐前夕，北宋全国在籍户数约为三百万户上下，人口总数约两千万。当年财政收入，仅盐、酒、茶等专卖收入及两税收入，便超过六千万贯。吴越纳土前，其国年粮食产量达四百万石，年财政收入折合铜钱约300万贯，归宋后这部分财富大大充实了宋朝国力。历经太祖十七年的休养生息与统一战争，中原及江南地区的经济已基本恢复，仓储充盈，府库殷实。仅京师汴梁所储粮草，即可支用十年之久。
图2.北汉疆域图
反观北汉方面，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统计，北汉全盛时期所辖“并、汾、辽、沁、石、岚、宪、代、忻、隆”等十一州军，在籍户数仅有三万五千余户，人口不足三十万，兵力最多时也不过三万余人。其财政收入更是微薄到仅能勉强维持军政开支，军粮、军械多依赖辽国接济与边境掠夺。太平兴国四年宋军攻克太原后，史载“得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，兵三万”。至于辽国方面，虽然疆域辽阔，“东至于海，西至金山，暨于流沙，北至胪朐河，南至白沟，幅员万里”，但其土阔民稀，境内多为游牧部落，编户人口有限。《辽史·地理志》统计，辽国全境人口约在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间，控弦之士约二十余万。其经济以畜牧为主，农耕区域仅集中于燕云十六州及辽东部分地区，财政收入远不及北宋富庶。两下相较，北宋国土面积虽不及辽国，但其人口、户数、财赋均数倍于北汉，也远超辽国。这种绝对优势，使得宋太宗在钱俶、陈洪进纳土之后，踌躇满志，决心一鼓作气，完成太祖未竟之业。
（三）庙堂筹算：开战前的三方形势
太平兴国三年冬，太宗在崇政殿召集宰执重臣，正式提出北伐北汉的计划。此时的宋太宗正踌躇满志，欲一举荡平北汉。他曾对齐王赵廷美言道：“太原我必取之。”然而，自北宋开国以来，宋太祖曾三征北汉皆无功而返，朝中不乏“北汉不足虑，辽国实可畏”的消极论调。如宰相薛居正曾进谏：“昔周世宗举兵，太原倚北戎之援，坚壁不战，以至师老而归。及太祖破敌于雁门关南，尽驱其人民分布河、洛之间，虽巢穴尚存，而危困已甚，得之不足以辟土，舍之不足以为患，愿陛下熟虑之。”他认为，北汉在宋太祖的持续打击下已元气大伤，得之无益于开拓，弃之亦不足为患，暗示可维持现状。这代表了朝中务实派对契丹干预的深刻忧虑，以及对战争成本与收益的权衡。然而，太宗志在一统，其反驳铿锵有力：“今者事同而势异，彼弱而我强。昔先帝破此敌，徙其人而空其地者，正为今日事也。朕计决矣，卿等勿复言。”
图3.宋太宗画像
尽管文臣多有反对，但武将集团的支持给太宗增添了更多信心。太宗曾就北伐询问枢密使曹彬：“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，以当时兵力而不能克，何也？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？”曹彬回答：“世宗时，史超败于石岭关，人情震恐，故师还。太祖顿兵甘草地中，军人多被腹疾，因是中止，非城垒不可近也。”这位太祖时代多次参与北伐太原的开国第一良将认为过往之败，并非北汉兵强城坚，而在契丹援军之威胁与己方突发之困境。他进而以充满信心的姿态，力主用兵：“国家兵甲精锐，人心拥戴，若行吊伐，如摧枯拉朽耳，何有不可哉？”此外如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、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田重进等禁军将领也纷纷表示支持，朝堂上反对北伐的声音，逐渐被主战派的声浪所淹没。
与昂扬蓬勃的北宋庙堂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北汉内部的动荡与混乱。这个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，自开国之君刘旻（原名刘崇，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，郭威建立后周后割据自立，仍以汉为国号，史称“北汉”）以降，历代君主皆以辽为靠山，对内则实行高压统治。至刘继元在位时，朝政已腐败不堪。权臣郭无为把持朝政，此人本是道士出身，以方术蛊惑刘承钧，后官至宰相。他“性险诐，好谗毁”，屡次陷害忠良，排斥异己。开宝元年（968年）北汉内乱时，郭无为甚至一度企图弑君降宋，后被刘继元所杀。但郭无为之乱暴露了北汉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裂痕。与此同时，北汉名将刘继业（即杨业）与刘继元之间也存在隔阂。刘继业久戍边关，深知北汉国小民疲，绝非宋朝之敌，曾多次劝谏刘继元“宜归款于宋，共御契丹”，但刘继元不仅不纳其言，反而对其心存猜忌。北汉朝堂之上，主和派与主战派相互攻讦，军心民心日益涣散。及至宋军大举北伐前夕，北汉“国中震恐，人多叛亡”。
辽国方面，形势同样不容乐观。辽穆宗耶律璟在位期间，荒淫无度，嗜酒如命，不理朝政，后世称为“睡王”。开宝二年（969年），穆宗在黑山之变中被近侍所杀，其弟耶律贤继位，是为景宗。景宗体弱多病，逐渐放权给皇后萧绰（小字燕燕，即萧太后）执政。萧绰虽然聪慧果决，但毕竟初掌大权，对南朝事务的处置显得犹豫不决。当北汉的求援使者接踵而至时，辽廷内部对于是否全力援救北汉产生了分歧。以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为代表的一派认为，北汉是辽国的藩篱，若坐视其灭亡，则辽国将直接与宋接壤，后患无穷；而以韩德让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，辽国新君初立，应休养生息，不宜与宋朝全面开战。这种分歧直接影响了辽国援军的效率。当宋军兵临太原城下时，辽国虽先后派出耶律沙、耶律斜轸等将领率军南援，但无论是兵力规模还是作战决心，都远不及太祖北伐时辽国的反应。加之宋军已在石岭关、定州等地布下重兵，辽援军尚未进入北汉腹地，便在白马岭遭到毁灭性打击。北汉赖以生存的外援，就此断绝。
二、孤城落日——北伐太原之战经过
（一）在所必克：北宋倾国动员与四面合围
太平兴国四年（979年）正月初七，宋太宗在开封颁布北伐诏令。宋军的部署堪称五代以来最为周密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：
首先是攻城集团。太宗以宣徽南院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，统率全军主攻太原。其麾下云集了当时北宋军界的一流宿将，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攻城东面，彰德节度使李汉琼攻城南面，桂州观察使曹翰攻城西面，彰信节度使刘遇攻城北面。四路大军各司其职，形成四面合围之势。同时，以马军都虞候米信与步军都虞候田重进分率御前马步军护驾，保证宋太宗亲征安全。
其次是阻援集团，这也是战役成败的关键所在。为防止辽军从北面石岭关方向增援，太宗选择了有智有胆又熟悉契丹情形的悍将——云州观察使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，拨给精兵，全力防御契丹援军。此外，又命定武节度使孟玄喆为镇州驻泊兵马都钤辖，驻泊镇州（今河北省正定县），阻击可能从东面增援的辽军。
最后是外围扫荡集团。为彻底孤立太原，太宗派出多路兵马分别攻打北汉其余城池。命郢州刺史尹勋主攻隆州（今山西省祁县东南），客省副使齐廷琛、洛苑副使侯美分兵攻盂县（今山西省盂县），六宅使侯继隆攻沁州（今山西省沁源县），阁门祗候王僎攻汾州（今山西省汾阳市），知府州折御卿分兵攻岚州（今山西省岚县北）；淄州刺史王贵攻沁州。同时，命河西行营兵马都部署、知河西府折御卿分兵出子河汊，以牵制北汉西北方向的兵力。
此外便是后勤保障。宋太宗命河北转运使侯陟、陕西北路转运使雷德骧分掌太原东、西路转运使事，保障大军军粮供给。
此战，北宋“毕其功于一役”，计划彻底消灭北汉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，此次北伐仅随太宗亲征兵马就不下十万人，如果加上外围诸路兵马和后勤民夫，总兵力当在二十万以上。
图4.北宋灭北汉示意图
（二）魏巍雄都：太原城防探秘与外围攻防
太原，古称晋阳，其位于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，“为河东之根本”。史称“太原东阻太行、常山，西有蒙山，南有霍太山、高壁岭，北扼东陉、西陉关，是以谓之四塞也”。凭借出色的地理条件，太原自春秋时期起便是北方军事重镇。太原往往作为中国古代乱世搅局者而出现，唐末以来，此地先后成为后唐、后晋、后汉三个北方王朝的发源地，北汉割据建国后，其君主更将太原视作最后的堡垒，不惜血本加固城防，储备粮草军械。太原的城防体系堪称中古时代的军事工程杰作。城池周长四十余里，城墙高达十余米，底部宽厚，顶部可并行数骑。城墙之上，敌楼、战棚、弩台等防御设施一应俱全，形成了立体交叉的火力网。城外有宽达数丈的护城河，河床中密布铁蒺藜和鹿角木，用以阻滞敌军冲锋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太原城西临汾河，城池依山傍水，地形险要，攻城方难以全面展开兵力。
这座坚城曾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见证了无数次攻防大战。后梁太祖朱温、后唐庄宗李存勖、后晋高祖石敬瑭、后汉高祖刘知远，乃至周世宗柴荣、宋太祖赵匡胤，无数枭雄都在太原城下折戟沉沙，被誉为“得晋阳者得天下”。北汉君臣深知此城是他们最后的希望，特意在城中囤积了足够支撑数年的粮草和军械，守军虽不足三万，但多为百战余生的精锐。守军装备有大量弓弩、砲具、火油等守城器械，加之太原城地势较高，太祖时期的水灌战术已难以奏效。等待宋军的，将是一场空前恶战。
二月十六日，宋太宗正式御驾亲征。大军自汴梁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出发，经相州（今河南省安阳市）、磁州（今河北省磁县），直趋镇州（今河北省正定）。与此同时，各路宋军展开了猛烈的外围攻势。宋将解晖率部猛攻隆州，西头供奉官袁继忠、武骑军校许均率先登城，经过血战一举攻克隆州。北汉守军死伤惨重，城破后守将不降被斩。客省副使齐廷琛、洛苑副使侯美分兵攻盂县，盂县守军开城投降。淄州刺史王贵率军猛攻沁州，北汉守将郭翊战死。阁门祗候王僎率军围攻汾州，北汉守军投降。
西北方向，折御卿率部自府州（今陕西省府谷县）东渡黄河，攻克北汉岢岚军（今山西省岢岚县），随后分兵攻取岚州（今山西岚县北），北汉守军溃败。一个多月里，太原城周边的隆州、盂县、沁州、汾州、岚州、岢岚军等战略要点尽数落入宋军之手，太原已陷入了四面合围之中。
面对宋军的迅猛攻势，北汉主刘继元急遣使者向辽国求援。辽景宗耶律贤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遂以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、冀王耶律敌烈（辽太宗耶律德光第四子）为监军，率铁骑自南京（今北京市）出发驰援；又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率所部兵马为接应；再遣大同军节度使韩侼、耶律善布率军自西京大同（今山西省大同市）东进，试图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施压。
辽军的战略意图是主力出幽州南下，经石岭关（今山西省阳曲县东北）进入北汉腹地，从北面突破宋军封锁，与太原守军内外夹击。西路军自大同东进，策应主力。石岭关位于今山西省阳曲县东北，是太原通往代、云、宁、朔的咽喉要冲，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。这里群山环抱，一条狭窄的谷道贯通南北，两侧峭壁陡立，地势极为险要。辽军若想从北面进入北汉境内，石岭关是必经之路。开宝二年（969），宋太祖伐太原，即命何继筠领兵赴石岭关拒辽，守住此处，就等于掐断了北汉的“命脉”。为此，宋太宗特意将这道生死攸关的防线托付给了悍将郭进。
（三）石岭烽烟：白马岭之战与太原攻城
太平兴国四年（979年）三月，耶律沙率辽军主力南下，直扑石岭关。辽军骑兵约三万余人，装备精良，士气正盛。然而，当他们抵达石岭关以南的白马岭时，一道天险横亘在前。白马岭（今山西省盂县东北）地势险要，一条大涧横贯其间，两岸峭壁陡立，水流湍急。辽军若想通过，必须渡过此涧。耶律沙提出暂缓前进，等待后军抵达再行渡涧，但随行的冀王耶律敌烈身为宗室亲王，立功心切，主张即刻强渡。他认为宋军立足未稳，若迟疑不决，必将坐失良机。耶律沙虽为主帅，却无法压服这位骄横的亲王，只得勉强同意。
于是耶律敌烈率前军率先冲入大涧，但辽军骑兵在狭窄的涧谷中艰难跋涉，队形顿时混乱不堪。居高临下的郭进见此当机立断，命令宋军沿河涧结成防御阵型，弓弩手在步兵之后结成密集箭阵。当辽军先锋渡涧过半，正陷入进退维谷之际，郭进一声令下，宋军万弩齐发，一时间“矢集如雨，辽军人马相蹂，死者不可胜计”。
随后宋军发起冲击，郭进亲率精锐骑兵从侧翼包抄，与正面步兵形成夹击之势。辽军彻底崩溃。耶律敌烈及其子哇哥、突吕不部节度使耶律都敏、黄皮室详稳耶律唐筈等五员大将皆殁于阵中。耶律沙之子德里也未能幸免。耶律沙本人仅以身免，在亲兵拼死护卫下杀出重围。士卒死伤惨重，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，辽军“死者万余人”。
恰在此时，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率援兵赶到，也以弓箭压制宋军攻势，才勉强收拢残部，掩护耶律沙撤退。白马岭之战，辽军精锐损失惨重，士气一落千丈。这是宋辽自交兵以来，宋军取得的最大一次野战胜利。
然而，这场大捷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扼腕的悲剧。北宋承袭五代，实行监军制度，皇帝对手握重兵的武将心怀戒备，每每以文臣或亲信宦官为监军，名为“督战”，实为“监控”。石岭关之战中，宋太宗便以汾州防御使田钦祚作为郭进监军，随军“护石岭关屯军”。田钦祚与郭进素来不和，屡屡揭发郭进“丑事”，两人关系早已势同水火。白马岭激战中，郭进率部奋勇杀敌，而田钦祚却闭壁自守，不肯出城助战。两军不和，贻误战机，致使辽军残部得以在耶律斜轸的接应下逃脱。更为恶劣的是，田钦祚不仅在战场上消极避战，还在驻守期间大发战争横财，克扣军饷。部下不堪忍受，上书弹劾。宋太宗得知后，将田钦祚贬为睦州防御使，但其仍留军中。田钦祚为此怀恨在心，此后屡次借监军身份刁难凌辱郭进。郭进本是忠贞刚烈的武人，屡受奇耻大辱却无处可泄，竟一时激愤自尽身亡，而田钦祚谎称郭进“中风眩”而死。太宗闻讯，“悼惜良久”，追赠郭进为安国节度使。一位为北宋开疆拓土的悍将，最终没有死在敌人的刀下，而是死在了同僚的排挤之下。
当白马岭大捷的消息传到太原，北汉朝廷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。刘继元先后两次再遣使者赴辽求援，第一次的使者被郭进截获，押至太原城下处决示众，城中士气为之瓦解。第二次，北汉驸马都尉卢俊自代州（今山西省代县）飞马告急，但辽军战败之余，不能再发兵救援。
辽军被阻，太原彻底成了一座孤城。四月二十二日宋太宗率大军抵达太原，驻跸于汾水之东。次日，他亲临城西查看营垒和攻城器械，以手诏招降刘继元，但诏书送至城下，守军竟无人敢接受。招降不成，宋军随即展开攻城。与前几次北伐不同，此次宋太宗已做了充分的攻城准备。
据《武经总要》记载，当时宋军装备着多种攻城武器：大型抛石机（砲）可将磨盘大的石弹抛射至数百米外，摧毁城防工事；床子弩中的三弓床弩（又称“八牛弩”）需三十至七十人合力绞轴才能拉开，射程可达一千步（约1536米），其箭矢足有标枪般大，能洞穿重甲，甚至可以钉入城墙供士兵攀爬。此外，宋军还装备了数量众多的踏张弩、神臂弓等单兵弩具，在攻城时对城头守军形成大面积压制。宋太宗还专门组建了能发射石砲的“飞山军”用以攻城，这支专业攻城部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攻城战术上，宋军采取合围态势，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，攻城器械日夜轮转。巨大的抛石机将石弹砸向城墙，床子弩的巨大箭矢钉入城垣，城上的守军则在箭雨中顽强还击，滚木礌石倾泻而下，沸水、热油浇在攀爬云梯的宋军士卒身上。太原城的雉堞在砲石的轰击下日渐残破，城无完堞。史载宋军“筑连城围太原，矢石如雨，昼夜不息，城中大惧”。
四月二十八日夜，宋太宗亲临城西督战。天武军校荆嗣率众率先登城，“手刃数人，足贯双箭，中手砲，折碎二齿”。太宗见状急召其下城，赐以锦袍银带。荆嗣的英勇登城，不过是这场惨烈攻城战的一个缩影。五月初一，宋军攻陷太原城西南角的羊马城（一种筑于主城之外的防御性堡垒）。羊马城失守后，北汉宣徽使范超出降。初三，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万超出降。北汉守军的高层将领接连倒戈，士气跌至谷底。初四，宋太宗亲自抵达城南，再次招降，同时挥军猛烈攻城，并以汾水灌太原城，城中遂成一片汪洋。刘继元环顾四周，城中将士离心，城外宋军如潮，辽国援军遥不可及。他终于明白，北汉基业已走到了尽头。初六，刘继元率百官开城投降。至此，立国28年的北汉覆亡。
当刘继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，北汉名将刘继业仍在城中的残垣断壁间与宋军殊死搏杀。这位被北汉主赐姓的将军，在得知国主已降后，“北面再拜，大恸，释甲来见”。宋太宗久闻刘继业骁勇善战，不但没有责罚，反而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，赐复本姓“杨”，名“业”。这位日后的“杨令公”由此正式登上北宋的历史舞台。杨业生长于少数民族杂居的代北，从小能骑善射、坚忍善战，颇有沙陀遗风。他的归宋，为之后北宋与辽国的边境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三、余波袅袅——龙城湮灭与宋辽战争的开端
北汉已灭，当宋太宗登上残破的太原城楼，俯瞰这座令两代帝王付出惨重代价方才攻克的坚城时，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。这座城太坚固了，坚固到让宋军为之头破血流；这座城也太危险了，危险到赵光义担心有朝一日它会被别人据为己有，成为反抗中央的堡垒。太原城自战国到五代，一直是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，素有“龙城”之称。出于多方面考虑，太宗最终下令放火烧毁太原旧城，随后又引汾水、晋水灌之，一座巍峨千年的古城，在烈焰与洪水中化为废墟。之后，宋太宗又意识到太原对于屏护北疆的重要性，遂于太平兴国七年（982年），命潘美在唐明镇（今山西太原市区）基础上重建太原城，但规模已远逊于昔日之旧城。
宋太宗摧毁太原城的行为，也对后来的北宋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太原一旦被废，北宋在河东地区便失去了一个关键的军事支点，辽军南下之路反倒更为畅通。至北宋末年，新的太原城成为金军南侵的重要阻碍，金军围困八个多月后方才攻破，此已是后话。
五月末，宋太宗以灭北汉之余威，不顾众将劝阻，下令转兵东向，进攻辽国南京幽州（今北京市）。六月二十三日，宋军抵达幽州城下。起初战事颇为顺利，辽国地方守将纷纷不战而降。至七月，辽军在耶律休哥、耶律斜轸等人率领下大举反击，形势急转直下。高梁河（今北京市西直门外）一战，宋军惨败，宋太宗身负箭伤，乘驴车仓皇南逃。这场幽州之役的失利，几乎抵消了消灭北汉的全部成果，宋辽之间至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边境战争。
四、历史回响：宋灭北汉之战意义与启示
北汉的灭亡，标志着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彻底结束。自唐中期以来藩镇割据、武人专权、天下动荡的局面，至此画上了句号，北宋的版图从此直接与辽国接壤，长达二十五年的宋辽战争，由此拉开序幕。
在军事意义上，灭北汉之役堪称北宋立国以来最成功的联合作战。围城打援的战略构想被严格执行，外围肃清、正面攻城、侧翼阻援三个作战方向密切配合，兵力部署层层递进，后勤保障有条不紊，体现了宋初军事能力的巅峰水平。白马岭之战更是宋军以步制骑、以逸待劳的经典战例——利用地形障碍分割敌军、以弓弩远程杀伤骑兵、以精锐骑兵突击混乱之敌。
然而，这场胜利也暴露了宋军体制内部的一些痼疾。监军制度导致的将帅不和，在田钦祚与郭进的矛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杨业归宋后，在雁门关外屡破辽军，成为北宋边防的中流砥柱。然而，二十年后，雍熙北伐中，杨业在被监军王侁逼迫出击、陷入重围后，仍血战到底，“身被数十创，士卒殆尽”，最终绝食三日而死。这位忠勇之将的命运，与郭进的悲剧何其相似。北宋“以文驭武”的制度设计，正在一点一点地腐蚀着这个王朝赖以立国的军事根基。
太平兴国四年的那场战争，是北宋辉煌开端的一个缩影。然而，辉煌之后接踵而至的，是高粱河的败绩、雍熙北伐的溃败、澶渊之盟的妥协。太原的烈焰早已熄灭，白马岭的硝烟早已散去，但那个时代所埋下的种种矛盾——中央与地方的张力、文臣与武将的隔阂、进取与保守的摇摆——却像一个幽灵，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徘徊于大宋帝国的上空，直到靖康年间的惊雷将它彻底唤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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